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，伯者莫高于齊桓，皆待賢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賢者智能，豈特古之人乎？患在人主不交故也，士奚由進？今吾以天之靈，賢士大夫，定有天下，以為一家。欲其長久，世世奉宗廟亡絕也。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，而不與吾共安利之，可乎？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，吾能尊顯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

　　御史大夫昌下相國，相國酂侯下諸侯王，御史中執法下郡守，其有意稱明德者，必身勸，為之駕，遣詣相國府，署行義年，有而弗言，覺免。年老癃病，勿遣。

　　《高帝求賢記》一文雖然短小，卻清楚地說明了詔令求賢的原因、目的和方法。

　　劉邦起自布衣，對士人多有輕侮。但由于他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中認識到的天下多有賴于士人，為此他統一天下后，要治理天下，就急于尋訪賢能之人，心情十分急迫。盡管此詔書是在劉邦在位晚年發布的，但這封詔書畢竟奠定了稀罕的基本國策，功不可沒。西漢大量賢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時期。但是，要追溯西漢王朝的求賢歷史，還要從這封詔書開始。

　　高帝劉邦求賢的根本目的，自然是為了使自己的統治長久，“世世奉宗廟亡絕也”。高帝之所以求賢，則是因為他從歷史與現實兩個不同的層面，清醒地認識了經營天下與賢人輔的緊密聯系。就歷史而言，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，周文王在位五十年，國勢強盛，其成名的關鍵在于任用周公旦、召公奭、太公望、畢公、榮公、泰顛、閎夭、散宜生、南官適等賢人；世之霸主莫高于齊桓公，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其成名的關鍵在于任用管仲。就現實而言，賢人的重要性對高祖劉邦更是刻骨銘心。當初秦失其政，陳涉首難，豪杰蜂超，商祖起于閭巷之間，撥亂誅暴，平定海內，終踐帝祚。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。高祖曾云：“夫運籌帷帳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鎮國家，撫百姓，給饋餉，不絕糧道，吾不如蕭何；連百萬之師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韓信。此三者，皆人杰也；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。項羽有范增而不能用，此其所以為我擒也”（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）。正因為知此，詔書才有“今吾以天之靈、賢士大夫定有天下，以為一家”云云。不論著眼于歷史，還是著眼于現實，劉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賢士大夫來治理天下。

　　詔書以周文、齊桓自許，以古之賢士期待今之人，流露了劉邦希冀王霸之業的雄心以及渴求賢才的迫切。詔書云：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，今天下人亦然，只因人主不肯結交，致使賢者無由進升。如此歸咎人君，便見高祖禮賢下士之意，顯得頓挫而又警醒。高祖本意在于進用賢者以安定漢家，卻云“與吾共安利之”；一個“利”字，巧妙地將自身的好處幻化成了賢人的利益。如此說來，高帝求賢便有了為賢者打算圖謀的含義。詔書又云：“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，吾能尊顯之。”上文言“交”，此處言“游”，更表現出一種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氣度；尊之顯之云云，則是直接誘之以勢力。詔書結尾云：郡國若有賢者，“必身功為之駕”，“有而弗言，覺，免”；一個‘必”字、一個“免”字，再次表現了高帝求賢的精誠。由此可見，《高帝求賢詔》不僅層次劃然，而且用語極具藝術性。

　　不過，政治在很多情況下都不會是這種停留在紙面上的溫情脈脈牧歌。在封建社會，“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免死，走狗烹”（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）的悲劇一次次重演，所謂賢者，所謂智能之士，常常難以擺脫這種歷史的悲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