譯文

　　天道不說話，而萬物卻能順利生長，年年有所收成，這是為什么呢？那是由于掌握四時、五行的天官們使風雨調(diào)暢的結(jié)果。皇帝不說話，而人民和睦相親，四方萬國安寧，這是為什么呢？那是由于三公商討了治國綱要，六卿職責分明，伸張了皇帝的教化的結(jié)果。所以我們知道，國君在上清閑安逸，臣子在下勤于王事，這就是效法天道。古代的賢相名臣善于治理國家的，從皋陶、夔到房玄齡、魏征，是屈指可數(shù)的。這些人不但有德行，而且都勤勞不懈。早起晚睡為國君效力，連卿大夫都是如此，何況宰相呢！

　　朝廷從建國初即沿襲前代的制度，在丹鳳門西邊設立宰相待漏院，這是表示崇尚勤于政務。當朝見之所的門樓上映著一線曙光，東方還未大亮時，宰相就動身啟行，儀仗隊的燈籠火把照耀全城。宰相駕到，馬車鈴聲叮?，富有節(jié)奏。這時宮門未開，玉漏聲殘，侍從撩開車上帷蓋，主人下車到待漏院暫息。在等候朝見之際，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！

　　或許在想，百姓尚未安定，考慮怎樣使他們平安；各方少數(shù)民族尚未歸順，考慮怎樣使他們前來歸附。戰(zhàn)事未息，怎樣使它平息；田野荒蕪，怎樣使人們?nèi)ラ_墾。德才兼?zhèn)渲松形慈斡茫覍⑼扑]他們；奸人在朝，我將貶斥他們。氣候反常，天時不正，災害一次次發(fā)生，我愿意辭去相位來乞求上天消除滅害；各種刑罰未能廢止不用，欺詐行為不斷發(fā)生，我將請求施行文德教化來矯正這些人。懷著深深的憂慮，等待天明入宮。宮門開后，善聽各方意見的天子離得很近。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見，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。于是世風清明安定，百姓因此而富裕。如能這樣，宰相位居百官之上，享受優(yōu)厚的俸祿，那就不是僥幸而得，而是完全應該的。

　　或許在想，我有私仇未報，考慮怎樣斥逐仇敵；有舊恩未報，考慮怎樣使恩人榮華富貴。考慮著金錢美女，怎樣到手；車馬玩物，怎樣取得。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權勢，我便考慮如何提拔他們；正直之臣直言諫諍，我便考慮怎樣罷斥他們。三時各地報告災情，皇上憂慮，我便考慮怎樣用花言巧語取悅皇帝；眾官枉法，國君聽到怨言，我便考慮怎樣奉承獻媚求得皇上的歡心。他為私事思緒紛亂，強自坐著假睡。宮門開了，金殿上龍目四顧，宰相提出建議，皇上被他蒙惑，政權由此而毀壞，皇位也因此而動搖。如果這樣，那么即使宰相被打入死牢，或流放遠地，也不是不幸，而是完全應該的。

　　因此可以懂得，一國之政，萬人之命，系于宰相一人，難道可以不謹慎以待嗎？還有一種宰相，他們沒有惡名聲，也沒有好名聲，隨波逐流時進時退，竊取高位貪圖利祿，濫竽充數(shù)而保全身家性命，也是不足取的。

　　大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寫此文，希望能把它記錄在待漏院壁上，用以告誡執(zhí)政的大臣。

注釋

[1] 品物：眾物，萬物。亨：通達順利。

[2] 歲功：一年農(nóng)事的收獲。

[3] 三公：周代三公有兩說，一說是司馬、司徒、司空，一說是太師、太傅、太保。西漢以丞相（大司徒）、太尉（大司馬）、御史大夫（大司空）合稱三公。東漢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合稱三公。為共同負責軍政的最高長官。唐宋仍沿此稱，惟已無實際職務。

[4] 六卿：《周禮》把執(zhí)政大臣分為六官，即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，亦稱六卿。后世往往稱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尚書為六卿。

[5] 咎（gāo）：通“皋”，即皋陶（yáo），相傳曾被舜選為掌管刑法的官。

[6] 夔：堯舜時的樂官。

[7] 噦噦（huì）：象聲詞，徐緩而有節(jié)奏的響聲。

[8] 金門：又稱金馬門，漢代官署門旁有銅馬，故名。

[9] 弭：停止，消除。

[10] 眚（shěng）：原義為日食或月食，后引申為災異。

[11] 薦：副詞，表示頻度，相當于“一再”、“屢次”。

[12] 禳：除邪消災的祭祀。

[13] 厘：改變，改正。

[14] 四聰：《尚書·堯典》：“明四目，達四聰。”孔穎達疏：“達四方之聰，使為己遠聽四方也。”

[15] 三時：春、夏、秋三個農(nóng)忙季節(jié)。

[16] 慆慆：紛亂不息的樣子。

[17] 隳（huī）：崩毀，毀壞。

[18] 懸：系連，關聯(lián)。

[19] 旅：俱，共同。

[20] 備員：湊數(shù)，充數(shù)。

[21] 棘寺：大理寺（古代掌管刑獄的最高機關）的別稱。

　　此文大約寫于宋太宗端拱二年（989），作者當時36歲。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，他基本擔任地方州縣官職。端拱元年，太宗召試，擢右拾遺、直史館。二年，拜左司諫，知制誥，判大理寺，故此文末尾曰“棘寺小吏王某為文”。

　　《待漏院記》是王禹偁為世人傳誦的政論性篇章之一。從題目類型上，這屬于“廳壁記”，實際卻是一篇充滿政治色彩的“宰相論”，以宰相待漏之時的不同思想狀態(tài)，將宰相分為賢相、奸相、庸相三個類型，褒貶之意非常鮮明，反映了他對現(xiàn)實政治的憂慮、批判與幻想。

　　文章開篇探究天道的運行規(guī)律、圣王的政治模式，以“四時之吏，五行之佐，宣其氣”、“三公論道，六卿分職，張其教”，對儒家理想中“垂拱而天下治”（《尚書·武成》）的治道原因進行解釋，借以導出宰臣勤于政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，從而自然轉(zhuǎn)到具有“示勤政”之意的待漏院，“勤政”則是文章的立意所在。

　　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時的整肅莊嚴場面，繼而以“待漏之際，相君其有思乎”這個設問作為過渡，圍繞待漏之時宰相們的所思所慮所追求，將這批人分為賢才、奸才和庸才三個類型，勾畫各自的面孔與靈魂。宰相總理全國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、人事、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務，位高權重，能夠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，從而對整個國家造成影響，亦即“一國之政，萬人之命，懸于宰相”。而如何保證相權的正當實施呢？作者把它歸結(jié)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：“思”為公則賢，“思”為私則奸；賢者“憂心忡忡”于安黎民、撫四夷、息兵革、辟荒田、薦賢才、斥佞臣、禳災眚、措五刑，奸者“私心慆慆”于復私仇、報舊恩、斂財富、陟同黨、斥異己、巧言諂容取悅君王；賢者居高官食厚祿而無愧，奸者不保于自身。這兩種人在思想上針鋒相對，對權力與責任的理解和運用亦截然不同，他們也會最終得到相應的獎懲。作者用對比手法分別刻畫二者的內(nèi)心世界、表現(xiàn)其對帝王乃至國家政事的不同影響，以及各自的結(jié)局，使得賢相與奸相勢同水火的狀態(tài)更為鮮明地呈現(xiàn)在讀者眼前。至于庸才，則只以寥寥幾筆為之勾勒臉譜，說他們既無過不必挨罵，又無功不受贊譽，成天隨大流，尸位素餐、濫竽充數(shù)、明哲保身而已。

　　王禹偁是北宋倡導詩文革新的第一人，主張行文要明白曉暢，自然平易。《待漏院記》不僅在結(jié)構(gòu)上具有對稱美，語言成就更為突出：以四字句為基本句式，明快平易而瑯瑯上口；某些段落靈活押韻并自由換韻，充滿節(jié)奏美、韻律美；以“之”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，既整齊勻稱，又有紆徐之致。五十多年后，慶歷新政中失敗被貶的范仲淹寫下《岳陽樓記》，其中“先憂后樂”的警句固然與此文之中“夙興夜寐，以事一人”的精神息息相通，其構(gòu)思、布局乃至句式，都可看到《待漏院記》的影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