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哀郢》結構上最為獨特者，是用了倒敘法，先從九年前秦軍進攻楚國之時自己被放逐，隨流亡百姓一起東行的情況寫起，到后面才抒寫作詩當時的心情。這就使詩人被放以來銘心難忘的那一幅幅悲慘畫面，一幕幕奪人心魄、摧人肝肺的情景，得到突出的表現。

　　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載，楚頃襄王立，令尹子蘭讒害屈原，屈原被放江南之野(郢都附近長江以南之地)。《楚世家》又載頃襄王元年“秦大破楚軍，斬首五萬，取析十五城而去”。秦軍沿漢水而下，則郢都震動。屈原的被放，也就在此時。

　　此詩不計亂辭，可分為五層，每層三節。前三層為回憶，第四層抒發作詩當時的心情，第五層為對造成國家、個人悲劇之原因的思考。亂辭在情志、結構兩方面總括全詩，為第六層。

　　詩的開頭，詩人仰天而問，可謂石破天驚。此下即繪出一幅巨大的哀鴻圖。“仲春”點出正當春荒時節，“東遷”說明流徙方向，“江夏”指明地域所在。人流、漢水，兼道而涌，濤聲哭聲，上干云霄。所以詩中說詩人走出郢都城門之時腹內如絞。他上船之后仍不忍離去，舉起了船槳任船飄蕩著：他要多看一眼郢都!他傷心再沒有機會見到國君了。“甲之鼌(朝)”是詩人起行的具體日期和時辰，九年來從未忘記過這一天，故特意標出。第一層總寫九年前當郢都危亡之時自己被放時情景。

　　詩作第二層，為“望長楸而太息兮”以下三節，寫船開后仍一直心系故都，不知所從。“長楸”意味著郢為故都。想起郢都這個楚人幾百年的都城將毀于一旦，忍不住老淚橫流。李賀說：“焉洋洋而為客，一語倍覺黯然!”因為它比一般的“斷腸人在天涯”更多一層思君、愛國、憂民的哀痛。詩中從“西浮”以下寫進入洞庭湖后情形，故說“順風波”(而非順江流)，說“陽侯之氾濫”，說“翱翔”，等等。

　　“將運舟而下浮兮”以下三節為第三層，寫繼續東行時心情。“運舟”指駕船、調轉船頭。“上洞庭”言由洞庭湖北行，“下江”言順流而下。去之愈遠，而思之愈切。詩人之去，可謂一槳九回頭，讀之真堪摧人淚下。

　　“當陵陽之焉至兮”以下三節為第四層，寫詩人作此詩當時的思想情緒。在這一層中才指出以上三層所寫，皆是回憶；這些事在詩人頭腦中九年以來，魂牽夢縈，從未忘卻。“當陵陽之焉至兮”二句為轉折部分，承上而啟下。此陵陽在江西省西部廬水上游，宜春以南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說：“廬江出陵陽東南”，即此。其地與湖湘之地只隔著羅霄山脈。大約詩人以為待事態平息，可以由陸路直達湖湘一帶(俱為楚人所謂“江南之野”)，故暫居于此。

　　詩作第五層，即“外承歡之汋約兮”以下三節，承接第四層的正面抒情，進而揭出造成國家危難之根源。朝廷那些奸佞之徒善于逢迎奉承，不僅因為他們無能，還因為他們無憂國憂民之心，只知為了一己的利益而誣陷正直之士，所以在治國安民方面實在難以倚靠。但關鍵還在于當政者喜好怎么樣的人。“憎慍惀之脩美兮，好夫人之忼慨”，便是屈原對頃襄王的評價。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最高統治者。作品表現的思想是極其深刻的。

　　詩的前三層為回憶，其抒情主要通過記敘來表現；第四、五層是直接抒情。亂辭總承此兩部分，寫詩人雖日夜思念郢都，卻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國的痛苦和悲傷。“鳥飛反故鄉兮，狐死必首丘”，語重意深，極為感人。全詩章法謹嚴，渾然一體。

　　詩作結構上表現了很大的獨創性：一，開頭并未交待是回憶，給讀者以身臨其境之感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二，四句為一節，三節為一層意思，很整齊。語言上的特點是駢句多，如“去故鄉而就遠，遵江夏以流亡”、“過夏首而西浮，顧龍門而不見”、“背夏浦而西思，哀故都之日遠”等，既富有對偶美，也有助于加強感情力度。在風格上，徐煥龍《楚辭洗髓》謂之“于《九章》中最為凄惋，讀之實一字一淚也”，誠然。